元曲盛行于元代，在汉人备受压迫的时代，我们很容易忽略了当时的文化，但那个时候的文化也属于我们历史的一部分，同样有价值，那时候的元曲不比宋词唐诗那样兴盛，它给人的感觉总是萧瑟的，悲凉的，应了那时的大背景。北京文化公司

　　元曲四大悲剧之一，《汉宫秋》的主角是汉元帝。作品通过他对文武大臣的谴责和自我叹息来剖析这次事件。作为一国之主，他连自己的妃子也不能保护，以致演成一幕生离死别的悲剧。

 

　　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，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，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，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。

 

　　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。一般来说，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，两者都采用北曲为演唱形式。散曲是元代文学主体。不过，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，因此也有人以“元曲”单指杂剧，元曲也即“元代戏曲”。

 

　　虽有定格，但并不死板，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，部分曲牌还可增句，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，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，有较大的灵活性。所以读者可发现，同一首“曲牌”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，就是这个缘故。北京文化公司

 

　　自汉以来，笔记小说和文人诗篇，都经常提及昭君的故事。其中，晋代葛洪的《西京杂记》（一作西汉刘歆撰）记载昭君故事时，增加了画工图形及毛延寿、陈敞、刘白等画工多人，因受贿作弊而同日弃市等情节。但是，比《西京杂记》稍后的《后汉书》并未采用这一传说；而此后的笔记小说和文人诗篇，却不仅采用这一传说，而且还把受贿作弊的画工，集中到毛延寿一个人的身上。唐代敦煌的《王昭君变文》是昭君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的重大发展。《变文》一反正史的记载，把元帝时代的民族矛盾的形势描绘为匈奴强大、汉朝虚弱；把昭君出塞看作是朝廷屈辱求和的表现。其中，叙述了画工图形，单于按图求索，以及昭君到匈奴后，因思念乡国，愁肠百结，终不可解，直至愁病身亡等情节。

 

　　马致远的《汉宫秋》显然不是取材于正史，而是在《王昭君变文》的基础上，汲取历代笔记小说、文人诗篇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就，然后确定自己的创作意图，构思剧本的情节和人物的。

 

　　《汉宫秋》特别渲染了强凌弱的气氛。匈奴的使臣，竟然敢于当面勒逼汉元帝：“（单于）特遣臣来，单索昭君为阏氏，以息两国刀兵；陛下若不从，俺有百万雄兵，刻日南侵，以决胜负。”强敌压境，尚书竟只能规劝“陛下割恩断爱，以社稷为念，早早发送娘娘去罢！”元帝更是束手无策。于是，王昭君只落得“待不去，又怕江山有失；没奈何，将妾身出塞和番。”把王昭君放在匈奴强大、“专事攻伐”，汉朝虚弱、“只凭佳人平定天下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，这样写，一方面有利于揭示出产生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，暴露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；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激发当时生活在金、元之际的汉人，使之回顾南宋灭亡前后的痛苦经历，便于借他人杯中酒，浇自己胸中愁。《汉宫秋》中所描写的上述形势，与金元之际国内民族斗争的形势相比，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。例如：金宣宗时，成吉思汗兵围中都，金王朝曾被迫以岐国公主和亲；元世祖时，伯颜丞相兵围临安，曾向南宋王朝强索大批宫女；灭南宋时，更是掳掠了大批后妃宫女北上。

 

　　《汉宫秋》还别出心裁地把汉元帝作为全剧的主人公，并把发生这场爱情悲剧的根源，也归结到他的身上来。这一点，对于深化作品的主题，对于启发人们深入思考金元之际国内民族斗争的历史性变化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。

 

　　汉元帝一出场，就自夸“联继位以来，四海晏然，八方宁静”，心中只为“后宫寂寞”而发愁。“百般巧诈，一味阿谀”的中大夫毛延寿投其所好，劝他“遣官遍行天下，选择室女”，正中他下怀。待毛延寿已叛国投敌，单于使者带着美人图，强索王昭君之时，元帝还在做他的太平天子、风流皇帝的美梦。只知标榜自己：“忠臣皆有用，高枕已无忧。”根本无心理政：“我虽是见宰相，似文王施礼；一头地离明妃，早宋玉悲秋”。到兵临城下之时，他又火烧眉毛干着急：骂宰相、斥武将，说什么“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寿”！但是，朝中文臣武将都不买他的账，尚书居然假借“外国”人之口，说出了“陛下宠昵王嫱，朝纲尽废，坏了国家”的客观事实。因此，尽管元帝斥文臣、骂武将，尖锐刻薄，毕竟还是无济于事！他仍然是被迫“割恩断爱”，做了一个“别虞姬楚霸王”。北京文化公司